假借立功规避法律之探析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立功，但由于立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加之现实中犯罪分子实施立功行为多种多样，因此，有必要对该条款的立法精神、价值取向和宽减刑罚的目的作出讨论与研究。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规定的立功，其构成有两个条件：其一是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的；另一是提供重要线索并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这两个条件只要有其一，立功就告成立。但该条中规定的“揭发他人犯罪”和“提供重要线索”都是基于犯罪分子犯罪立场的转变或者放弃，所“揭发”或者“提供”的都是为司法机关所不掌握的，而且重点在于“查证属实”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否则其“揭发”或“提供”便毫无社会意义和价值。在此更应强调指出，立法上规范犯罪分子立功条款的精神和本质，就在于向犯罪分子宣告并要求其作出努力，揭发他人犯罪或提供侦破他案线索，立功赎罪，就可获得宽大处理，以此促其早日回归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有一案例，甲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且已宣告。与甲羁押在同一监号的乙因杀人化名丁某，逃亡西安而落网，其虽然已作隐瞒，但深知罪孽深重难逃死刑，加之已被公安机关通缉，乙“想找个解脱办法”，于是就对甲说：“你是要死的人了，除非你有重大立功表现，否则你活不下来”，接着就把他本人的真实姓名及两起杀人之事告诉了甲，授意甲“检举立功”，达到以死“解脱”自己的目的。在乙授意下，甲向看守所“检举化名为丁某的乙杀人”之事，两人上演了一出所谓立功的“双簧表演”，而甲也答应“一定对得起乙的家人”。

    由上述事实可见，甲的所谓“检举立功”属于为规避法律而实施的恶意串通，其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不但没有弱化，反而更加膨胀。再者，乙的两起杀人行为，已被公安机关侦破、掌握，其同案犯已被法院判决，公安部门对只身外逃的乙也作了网上通缉和实地追逃，并且从案发之日一直追查到现在，从未间断。故甲的这种“检举立功”对案件已告破获这一点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何况他这种“检举立功”完全是在杀人犯乙“授意”之下，并经“合谋”与“交易”之后作出的一种“表演”，并非他本人犯罪立场的改变与放弃，所以，其立功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有人认为：刑法规定立功是立法上与犯罪人作的一笔“交易”，只要犯罪人有“检举”或“提供”行为，不问动机、目的和手段如何，立功均可成立。笔者认为这是将立功不划“边界”、不立“界碑”的泛化，终将导致立功条款的被取消，因而是错误的。另外，还有人强调刑事政策的“策略性”，而忽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刑事政策是为贯彻刑事立法精神和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目的而服务的，因而也是片面的。

    我国法律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罪犯以正当手段提供破案线索，检举他人犯罪，立功赎罪，放弃或者转变犯罪立场，以此获取宽大处理，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有利的。但如果采取串通、授意、合谋等不正当手段制造本来不存在或貌似的“立功”，以此规避法律，逃避依法应有的制裁，其社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规避法律，逃避依法应得之制裁，这是对法律的挑战与嘲弄，严重损害法律之威严；第二，规避法律，蒙混过关，我行我素，恶而不改，甚至互相传染，彼此模仿，或者串通、勾结，从中渔利，就会出现继续“立功”、继续为害的尴尬，社会和公民将永无宁日；第三，由于前项事由出现，广大公民对法律将会失去信心，而失去公民信心和支持的法律是虚弱的法律，甚至形同虚设，终将导致法治事业的夭折、衰退乃至失败。所有这些都不应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