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制度源远流长，是一项法理上争议颇多、法制上变化较大的制度。 我国关于累犯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尚书》中“怙终贼刑”的规定。 时下，对于累犯制度的研究，学者们多着力于累犯的成立条件、
法律后果等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累犯司法实践疑难问题的解决，而对累犯制度设立根据的研讨，尚付阙如。 然而，各国
刑事立法为何都要在关于罪与罚的一般规定之外，还要特别规定累犯加重处罚、规定累犯制度呢？换言之，我们为什么需要累犯制度？累犯制度存在的依据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们情不自禁的撩开累犯制度的面纱，关注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背后的理论底蕴。
累犯制度设立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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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总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任何一种
法律制度，不是立法者随意的创制，而是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在
法律上的反映，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然则，累犯制度设立的现实基础如何呢？笔者认为，一定的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就是累犯制度设立的现实基础。这可从累犯制度史和哲学上加以说明。
銆�銆�首先，从累犯制度史上看，累犯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变化为现实条件的。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累犯制度的最早渊源，是虞舜中期后《尚书•舜典》中记载的“怙终贼刑”。虞舜中期前，由于当时的刑罚体系以死刑和剜目、截足为中心，犯罪者多被判死刑或剜目、截足，被判死刑者当然不可能重新犯罪，处剜目、截足者由于生理的限制基本上也丧失了重新犯罪能力，重复犯罪现象基本没有或甚少，因而在当时就无从规定累犯制度。及至虞舜中期以后，皋陶改革刑制，废除由死刑、剜目和截足组成的刑罚体系，重复犯罪现象逐渐出现并增多，始才有《尚书•舜典》中“怙终贼刑”的规定。可见，人类社会先有了重新犯罪现象，然后才有累犯制度的规定。换言之，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是累犯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
此外，社会重新犯罪态势的变化也影响着累犯制度内容的变迁。
法律的变迁总是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并落后于社会的变迁。累犯制度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再犯罪现象变化的影响。以19世纪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累犯制度的变化为例。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激化，犯罪数量，尤其是累犯数量剧增。这种重犯现象不断增长的局面，证明了原有累犯制度的苍白无力，导致了累犯制度由累犯行为中心论转向累犯人中心论，并改变了累犯的处罚原则，即由单纯的加重刑罚转为刑罚与保安处分并科的二元主义或保安处分替代刑罚的一元主义。
从上述累犯制度史可看出，累犯制度的产生以重新犯罪现象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并且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受重新犯罪态势变化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就是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
其次，从哲学上看，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也是累犯制度设立的现实基础。
法律制度如同其他任何一项人类社会制度一样，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人类基于一定需要对客观现象的主观认识在
法律上的反映，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活动的结果。累犯制度，也是人类基于一定需要（秩序、安全的需要和同重新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对重新犯罪现象的主观认识在
法律上的反映。这种认识，是已存在客观现象为前提的。没有重新犯罪现象这种客观的存在，对重新犯罪的主观认识就无从说起，人类也不可能产生同重新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累犯制度，顾名思义，是以累犯为规制对象。
刑法上的累犯，也属于重新犯罪。没有重新犯罪现象，累犯制度就失去了其规制的对象。累犯制度，以控制、减少累犯为目标。重新犯罪现象不存在，累犯制度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重新犯罪现象既是累犯制度的对象，又是累犯制度的意义所在。没有重新犯罪现象，累犯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是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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