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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规则》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于涵盖了包括录音、录像等一切手段在内的私自取证方法，还由于表达的明确性，《证据规定》显然比《批复》有更广泛的普适性。所以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到《证据规定》的实施方得以最终确立。《证据规则》开始实施后，一些学者认为对以私自录音、拍摄等手段获取的资料放宽了证据资格的审查，但这种感觉又是一种误解。

《证据规定》虽然摒弃了将对方当事人同意“作为私自录音、拍摄所获资料合法性判断标准的规定，而代之以不得”分割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条件，但它仍属原则性规定，不仅非法的界限仍有待进一步明确：首先，什么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从民事侵权理论的角度，对其判断标准就存在争议，侵权理论在侵权构成上有三要件，而理论上的最新发展认为，上述构成要件并非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是损害赔偿之债的构成要件，侵权的构成无须损害后果，甚至无须主观过错，因为权利的存在有其客观界限，只要越过这一界限，即使并未出现任何损害后果，仍然构成侵权。其次，是对合法权益范围的界定。公民的绝对权利如人格权、身份权、所有仅、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是合法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侵害都属于侵权。再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中的“法律”范围是什么？因为对法律可以作很宽泛的理解，既包括宪法和法律，也可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条例以及地方性法规等等。由此看来，民事主体私自取证的合法空间不是由紧到松，由窄到宽，而是由松到紧，由宽到窄，至少，取证的合法空间没有变宽。



　　许多人以为，公共利益是违法取证的保护伞，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以非法的取证手段获得的证据就具备证据资格，公共利益与公民的人格发生冲突时，前者优先，或者说，目的正当性、神圣性可以决定手段的合法性和免责性，使非法取证行为得以合法化。一般来说，民事诉讼中法庭对非法取证造成的侵权的处理，即对这种手段侵权与否的判定，通常不受公共利益的影响。比如，记者偷录偷拍时涉及公共利益的，其报道结果可能不会侵犯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等人格权，但即使在此情况下，记者的偷录偷拍仍然可能侵犯对方其他权利。



　　总之，不仅非法取证所获材料不具备证据资格，其行为本身也可能会承担法律后果，只不过这种法律后果可能不是否认因此而形成的证据材料的资格，而是追究取证者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犯他人隐私权、住宅权、安宁权、通信与通讯秘密权、财产权等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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